文/戴于文
台灣社會在解嚴之後，社會運動如雨後春筍般湧現，其中，勞工運動、學生運動及以女權運動為主的性別運動，最為人所知。在戒嚴時期，台灣的性別運動一直被壟罩在體制之內，緩慢而隱晦的，1976 呂秀蓮女士成立拓荒者出版社,出版不同於傳統偏重女德或家庭教育的出版品. 提倡提升女性意識 ,主辦各種活動,引起各界關注但半年即宣告解散。但在解嚴之後，從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的期間，台灣社會的性別運動風起雲湧，從救援雛妓開始到爭取兩性平權，一直橫跨到90年代，婦女、女權的思考，成為台灣性別運動的主流，翻開歷史檢閱，一路上有血有淚，也獲得政府及民間的迴響。
但這樣的成果，顯然還是不被女性主義者認同，雖然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算是相當進步的，但許多父權主義的框架，還是隱藏在社會上的許多角落。最近民進黨的總統提名人確定為蔡英文，對於台灣性別運動來說具有莫大的意義，這代表台灣最快將在明年就有可能產生第一位女性總統。國家機器的父權體制一直受人詬病，在加上政治的場域互動也都是男性壟斷，在這樣的結構之下，女性的總統勢必對於國家機器的體制，出現衝撞。台灣過去女性在政治上的參予是緩慢而相對低調的，這樣的在場政治(politics of presence)顯然不符合當前的社會價值，因此，意見政治(politics of ideal)將成為性別政治的重點，然而我們看看現今台灣的政治場域，主要握有決策權力的行政機關其決策者還是以男性為主，就算過去台灣曾有過女性副總統，但呂秀蓮副總統的角色仍然只是選票考量為主，沒有權力實際參予國家的決策，也就因此蔡英文所代表的重要意義可想而知。
Mike Savage和Anne Witz兩位分類出女性主義對於國家的影響(引自: 彭渰雯，2008)，一是進入國家(working in the state)，擔任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。二是借用國家(working through the state)，與行政及立法部門合作，推動改革。三是國家之外(in spite of the state)自行組織社會運動或草根組織，推動體制外運動。三者的聯合對於性別運動的推動是相當重要的、是缺一不可的，然而在台灣第三類的性別運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漸漸消失，因此讓不同性別觀點的人進入國家決策圈就顯得更加重要。
時序進入21世紀，隨著政黨輪替及民主的深化，台灣自80年代末期以來的街頭群眾運動，被議會政治取代，許多性別運動的主張也逐一立法或被社會接受，看來台灣是性別平等的社會，但事實卻不然，我們依舊身處在父權當道的社會，許多的父權觀念被隱藏在社會制度中，被隱藏在傳統文化中，面對龐雜的父權結構，我們被須更細膩的發掘更大膽的改革。政治，被認為是男性的場域，但政治卻又是管理眾人之事，沒有更開闊的性別觀念，光只會喊喊性別平等的口號，對於台灣的人權進步是毫無貢獻的，姑且不論女總統的誕生是否能使台灣的父權霸權一夕間獲得改善，或是真正達到性別平等的理想國度，但光是”女總統”對於台灣政治文化的衝撞，及其帶領衝破父權牢籠的意義，就讓人感到相當期待及興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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